濟南物流公司：疫后中國與世界的十個大膽猜想
發布者：振宇物流 發布時間：2020-05-08 10:07:39
疫情后的世界和中國究竟會是什么樣子？疫后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將會怎么樣？凡事預則立，不預則廢，據說人腦主要的功能是預測，我們試著對未來“較長時間”做出十個方面的預測，預判疫后中國與世界的十大變化。
第一， 全球化有可能終結，世界陣營將重新劃分，中國面臨著與全球化脫鉤的巨大風險。
全球化已經進行了500年。從大航海開始全球化1.0，實現全球資源跨空間配置，到英國工業革命全球化2.0，以殖民體系瓜分世界市場，再到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及《關貿總協定》誕生，確立美元國際貨幣地位和全球貿易基本框架，美國主導全球化3.0近半個世紀。
1992年的柏林墻倒塌，冷戰的結束，2001年中國入世，這是全球化4.0，也是離我們最近的一輪全球化。
從2001年入世到2012年，這是中國經濟的黃金增長10年，我們今天的每一個中國人都能體會到。可以說,中國是全球化4.0的最大的受益者。當然，受益最大的是中國制造，中國成了世界工廠。
疫情發生后，從各國使館工作人員撤離開始，到各國與中國隔斷交通和人員往來，再到疫情蔓延后，撤僑、撤廠、撤資，世界各國的相互隔斷，經濟停擺，供應鏈斷裂。全球化4.0戛然而止。
我們已經看到了各種跡象，疫后中國可能會面臨著一個比較被動國際局面。追究病毒源、傳染源，甚至提出索賠，抵制中國收購，高新技術對華隔離，國際反華、排華的浪潮已經初露端倪，未來全球極有可能形成一股去中國化的洶涌潮流。
第二， 中美進入對抗軌道，對抗從貿易擴散到其它領域。但即使出現“新冷戰”，也基本可控。
中美貿易戰以來，我們一次又一次聽到“針鋒相對，以牙還牙”這八個字。中美關系就像兩條不平行的斜線，越往前走，這兩條線的空間越來越窄，遲早會交叉。我們眼睜睜的看著它們進入不可逆軌道，越來越走向對抗。
2018年4月份，美國對中國發起關稅戰，第一輪是針對中國500億出口商品，之后，中方“針鋒相對，以牙還牙”，雙方層層加碼，與2019年底簽署第一階段的協議。協議詳情我們不得而知，但這注定是一場非對稱戰爭。
中國出口美國4000億美金，美國出口中國1500億美金，順差達2500億。如果以牙還牙，我們的缺口是2500顆牙。如果對中國出口商品關稅全覆蓋提高，對中國東南沿海外向型制造業的打擊將是毀滅性的。
不只是關稅戰，緊接其后的是輿論戰、技術戰、人才戰、金融戰。
如果說關稅戰是中國受到外傷，技術戰中國可能受的是內傷。中國在美國商務部的實體清單上的企業已經加起來有近百家，這是對中國高新技術的精準打擊，某種程度上放緩了中國科技的進步。
美國大學一些高新技術專業，對中國留學生、學者開始限制交流，我們千人計劃名單，成為CIA的工作地圖，人才戰已經拉開。
按照入世承諾，我國金融市場進一步走向資本項下開放。中國作為新興國家金融體系，與美國的人才優勢、金融工具儲備,差距較大，必須警惕美國利用美元霸權地位壓制中國，壓制人民幣，發動非對稱金融戰。
需要提防，局部熱戰。“南海裁決”后，美歐鷹派圖謀南海生事，不可不防。但中美熱戰有可能嗎？幾乎不可能。就如同是多年夫妻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利益巨大，易合難分。中國不是伊拉克，不是利比亞，徹底切割不可能，熱戰解決不了問題。
第三，全球主要經濟體進入衰退期，有可能成為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。
新冠疫情黑天鵝導致全球經濟大停擺、硬著陸。全球疫情已經持續近一個季度，對世界經濟最終傷害到什么程度，取決于疫情何時結束，疫苗和特效藥何時面世，張文宏教授預測要到10月份前后，還有專家預測是兩年。
根據目前情況判斷，一場世界性經濟危機已不可避免，有的經濟學家稱為大衰退，有的稱為大蕭條，李楊教授發明了“新型長期蕭條”。
與所有危機一樣，疫情的變化過程，大致也分為四個階段，孕育期、爆發期、平臺期、回落期。中國已進入回落期，發達國家疫情目前已在平穩可控狀態，進入平臺期。
但現在最大的不確定是南半球，非洲、南美。印尼、印度、尼日利亞開始爆發，因為居住條件落后，醫療基礎薄弱，南半球疫情的前景不容樂觀。
全世界研究貧困問題的專家如戴維斯·蘭德斯 等，都認為造成南北差距的重要原因，就是熱帶地區病毒多，持續性時間長，進而影響到財富創造。新冠疫情到達南半球，將進一步拖累全球經濟。
第四，疫后世界經濟分工格局面臨重構，全球產業鏈將出現區域化、收縮化趨勢。
疫情期間，日本部署撤回工廠，美國白宮經濟顧問也提出美國工廠撤回本國。其實這還是2008年后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持續，疫情只是加速了這一過程。
當然，疫情的應對，也提醒各國開始考慮產業鏈的完整性，尤其是重要物資產品的供給，需要安全和效率雙重原則，不能完全依賴國外。即使是中國企業，也意識到產業鏈過長、過于復雜帶來的脆弱性。疫后，全球產業鏈的收縮將是預料中事（劉志彪）。
全球產業鏈收縮，對中國弊大于利。因為中國進口少，出口多；其中，進口的關鍵產品與核心零部件多，出口的普通產品多。中國對全球產業鏈是強依賴，而全球產業鏈對中國是弱依賴。
中國的產業鏈大致是三重鏈，全球產業鏈、東亞產業鏈、國內產業鏈。中國全球產業鏈收縮的情況下，可以守住中日韓為主的東亞產業鏈，如果東亞產業鏈出問題，只有深耕國內產業鏈了。
第五，未來幾年可能是民間經濟和社會力量大倒退的時期。
疫情發生以來，很多臨時性的措施都是強化政府力量，而且政府的自由裁量權變得異常之大。社會學家、歷史學家擔心，突發公共性事件會越來越多，而且越來越極端，未來社會將變成一個應急常態化的社會。
政府的公共衛生、公共安全等責任大為擴展，其賦予的權力也相應擴大。政府從調動資源逐步滑向配置資源，社會力量和民間經濟的空間必然要縮小。
《未來簡史》作者赫拉利將疫情應對比作一場社會實驗，極權主義監視與公民賦權之間的選擇，將是疫后各國會普遍面臨問題。監控將無遠弗屆，甚至會出現皮下監視。個人隱私、公共空間被極端壓縮。
第六，社會各階層的生活水平、生活質量將普遍下降，貧富差距持續拉大。
疫情的長鞭效應正在顯現。經濟停滯一月與停滯兩月，其損失并不是一倍與兩倍的關系，而有可能是生與死的關系。
生產生活鏈條上一個環節的缺失，將會導致一系列的經濟混亂，越往鏈條的尾端，損失越大。除基礎設施的運行以外，人類已經失去一個春天。
中國人沒有過年，情侶們沒有看電影，全球的女性沒有購置春衣，大多數的飛機趴在停機坪上。處在這個鏈條上的所有企業、所有人都將面臨效益或福利的滅失。
疫情將加劇貧富差距。病毒正在發揮對窮人和老人的篩選淘汰機制。低收入階層的負擔加重，一批中產階級將因為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進入窮人行列。
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因為醫療體系、居住環境、人口密度、社交隔離、沒有充足經濟資源等原因，無力應對疫情，從而再次墜入失敗國家。
第七，疫后生活方式、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將發生一系列深刻變化, 有些變化可能是方向性的，起點性的。
這次疫情之后，三產尤其服務業的改變將是最大的，這種改變或許從發達國家開始。疫情對美國沖擊最大，美國三產服務業占到國民經濟80%以上。疫后，傳統服務業，現代服務業，都可能呈現出新的理念，新的業態。
人們的消費模式、生活方式會更加趨向保守性、戒備性。人與人的頻繁接觸，從心理上會有深刻而細微的改變。距離感深植人心。
新的生活方式、新的服務業和新興產業會朝非集聚、非接觸方向發展，非接觸、非集聚性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，將會有新的爆發點。制造業將進一步服務化、個性化，但將是遠程智能方式。
大數據使每個人成為中心，如同微信在抗疫過程中的作用一樣，社會經濟運行將依靠數字化、虛擬化支撐。大數據是未來的石油，數據資產、數據隱私、數據安全、數據戰爭，都將被提上未來議程。
第八，民粹主義泛起，文明沖突有可能演變為種族沖突。
疫情爆發之初，一些西方人以為與2003年的SARSI一樣，只限于東亞和黃種人。當發現病毒在本國也快速爆發，一種氣急敗壞的心態，滋生了一系列扭曲的言行，別有用心的政客煽動反華排華情緒，以追責和清算作為心理補償。
傳染性病毒最容易和種族聯系起來。病毒產生以及病毒傳染，往往與特定區域、居住環境、生活習慣和飲食文化有關，歷史上對病毒的命名就記載了這種認識。
但人類對病毒的認識，至今還在初級階段。未來，科學家或許最終給出答案，也還會有新的病毒，普通人應該調整心態，做好與病毒長期共存的準備。
1989年夏，福山在《國家利益》雜志上發表了《歷史的終結？》，1990年柏林墻倒塌，冷戰結束。之后的1993年，福山的老師亨廷頓在《外交事務》雜志發表《文明的沖突》，把世界的文明劃分成八大文明。亨氏認為人類將進入到一個文明沖突的階段，2001年發生9·11事件，亨氏一讖成真。
各國之間的隔絕狀態持續下去，必然助長孤立主義和民族主義。夸張的說，疫后地球人打量對方的眼神會不一樣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吁，網絡媒體謊言漫天飛，仇恨如毒藥擴散，全世界出現信任危機。國家沖突表現為文明沖突，文明沖突進一步演變為種族沖突。
第九，中國將有可能重啟改革，釋放增長潛能，率先走出經濟低谷。
中國這40年有一條法寶，經濟下行，就馬上想到改革。改革是發展的根本的動力，40年來屢試不爽。這比大基建、新基建這些刺激更有效。
原因很簡單，刺激不是長久之計，必須從機制上、體制上解決動力問題。如果說基建能夠一直刺激經濟增長，美日歐這些長期低增長的國家，難道不知道搞基建嗎？
如果疫情長期化，各國經濟將從常規增長模式，進入到危機增長模式。中國要突破困境，不僅要有刺激政策，還需要啟動實質性改革，釋放增長潛能。湊巧的是，中國既有實施刺激政策的優勢，又有體制機制改革的空間。結論是，中國有望率先走出衰退。
疫情持久化，消費者行為、政府行為都會有一些不可逆變化，市場萎縮，競爭加劇，資產價格下跌，交易成本上升，全球產業鏈重構。1930年代大蕭條產生了凱恩斯經濟學，現在安全與發展等一系列難題擺在了經濟學家們的面前，迫切需要經濟學創新，尤其是政治經濟學的創新。
希望后續有更具實質意義的關于保護產權、保障各市場主體平等競爭和改善營商環境的政策法規出臺；也希望存在供給短缺的民生領域能早日破除壟斷，放松管制，真正啟動這一最具潛力的內需市場；各地各產業園區還應及早拿出預案，應對產業鏈外遷，對沖企業外遷意愿。
第十，中國始終是地球上的特殊一極，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將決定世界走向，中國格局決定世界格局。
中國現在是GDP意義上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。但GDP并不完全代表國力,中國的全球競爭力仍排在世界二十名左右，中國的人均GDP更是在全球七十名以外。
當今中國在世界上遭遇到的一系列不和諧、不相稱，均可以看作是第二、第二十、第七十之間的不和諧、不相稱。
總量和素質之間有張力，總體和個體之間有張力，速度和質量之間有張力。我們的心理定位是世界第二，但我們的落實手段和實際表現往往是世界第二十，甚至是第七十；我們的對外姿態是世界第二，但具體到國內民生和感受并不盡然；我們有世界第二的胸，但不一定有世界第二的胸懷。
仔細分析GDP的內涵、GDP的結構，中國經濟提質轉型任務甚重。中國GDP的科技貢獻、價值含量比美日歐有差距，中國工業產品的品質、品牌、壽命與發達國家還有相當距離，大多處在微笑曲線的底部。低質低價的“中國造”和畸重畸高的房地產經濟，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比過大。
中國的創新多是1-N,而0-1的創新少。以諾貝爾獎為例,美國掌控了全世界70%的諾貝爾獎人才和成果，而中國只有人工合成胰島素、雜交稻、青蒿素等為數不多的世界級發明。
中國最好的大學排不進世界前20名，世界級的學派和學術大師也是寥寥無幾。由于基礎科研力量、技術資源配置機制和人才培養能力的欠缺，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面臨考驗。
以“雙車”（汽車、高鐵）為代表的先進制造，我們靠市場換技術，解決了大部分問題，但以“雙機”（手機、飛機）為代表的尖端制造，關鍵技術仍然受制于人，芯片、操作系統、航空發動機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
中國的比較優勢、后發優勢在遞減，正如任正非所說，我們已經無可模仿，到了無人區，現在需要自主創新。
中國的教育部長提出要把中國建設為教育強國，甚至各個部委也都制定了相應的目標，如科技強國、工業強國、健康強國、文化強國等等。但教育強國、科技強國如何達成？最起碼的條件，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充分吸收、積極交流以及國內自由寬松的學術氛圍。
中國的國資委提出要建設世界一流企業，就應該保證上市公司包括海外上市公司規范的公司治理制度。如果中國各個行業的崛起不是基于開放和法治，而是要放棄國際交往的基礎和普遍規則，中國崛起的難度和相容度也就大大增加了。
向世界推廣中國意愿是一門技術活，要低調務實，不輕易出血。一些西方政客夸大中國威脅，譬如中國制造2025、華為的5G技術，完全是為了政治正確，我們不要太當真。
而那些投其所好，拿巨大經濟利益交換政治表態的國家，也很難成為真正的朋友。不能因為未來的國際愿景，而造成現實的經濟拖累。中國必須堅持發展中國家定位，堅定不移走現代化道路。
即使存在所謂“去中國化”，即使中國遭遇一時的隔離、圍剿，中國注定也要重新加入國際社會。病毒政治化不可持續，價值觀站隊并不可怕。
中國人民的勤勞聰明，中國的文化、道德得到各國人民的認可；中國所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，與西方所謂普世價值并沒有根本矛盾；中國的新一代年輕人，生于互聯網時代，他們中的大多數受到良好教育，他們渴望中國成為世界大家庭的一員。
在人類世界，中國的獨特性將會一直存在。目前，中國這“世界一極”的狀態尚難以描述，中國特殊性的存在仍將孕育著各種可能性。總的來說，中國仍是一個轉型大國，這也是中國的希望所在。
疫后中國，面臨近代史以來最重大的歷史抉擇。中國在世界上的分量越來越重要，某種程度上，中國是自變量，世界是因變量。中國改革影響世界，中國格局決定世界格局。
來源：物流桃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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